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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往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袁晓庆
2000年10月底，我在北京拍一部纪录片，晚上和广告人叶茂中那帮弟兄喝酒后便放下了工作，跟同学江熙联系，他说“你过来吧，我和老崔在一块儿。”江熙知道我喜欢摇滚乐，所以他直接拿崔健来刺激我了。照他说的地址（老茂那儿的施小姐给记下了：三里屯城市宾馆往北100米永和豆浆店对面28号白房子酒吧），我坐上的士很快就找到了。进得白房子第一道门，第二道门前坐着售票的，我说找个叫江熙的。掀开厚厚的棉帘，里面的音乐轰鸣声就像有股压力要把我推出来似的。在昏暗的吧厅门边搜寻了一圈，江熙就在我左侧两米的地方背对我坐着。我出来，江熙也出来了，后面跟着崔健。介绍，握手，赶紧叫声“崔大哥”。完成了接头的事，老崔跟售票的点头一笑，我们鱼贯而入，挨个儿在江熙那块地儿落坐。江熙指谁点谁名，狗子尹丽川……还有我不了解的，一圈人握手后，很快又一位落坐，江熙照例指点：“沈浩波——袁晓庆。”“噢袁晓庆，搞民刊的。”只见他嚯地站起身，身后的背包往前一甩，抓出本《下半身》往面前的茶几上一撂，我们双手紧握。
我和小沈是老乡，之前彼此已有印象，该是在哪家报刊看到了各自的有关介绍，既是老乡，也就注意了。
这晚的白房子不是谈话的地方，广州的摇滚歌王王磊在这里作一场小型演出，吧厅里充斥了令人躁动的声音。我扯着嗓子说了江熙在南大的一个“段子”，惹得老崔小沈他们喝着啤酒作喷饭状。狗子在王磊演唱间隙，抬着喝高了的步子走上台去，软耷耷地拿了麦克风说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高尚是高行健的什么以及什么。12点后，一帮人去宵夜，老崔有事先走了。江熙狗子小尹小沈和我上了辆的士，江熙坐前排，我等四人在后座，嫌挤，小尹干脆坐在了小沈的腿上，小沈说这会儿看到玫瑰一定买给她……一路嬉笑弄话不亦快哉。
京城一条南北走向的宵夜大街，灯火通明，随便进了一家，点酒叫菜觥筹交错直至凌晨三点有余。这晚讲说了些什么，整个儿酒力作用下的事情如今己细辩不清，那些不着四六的话题之外，只记得小沈说过很少回老家的。
2002年2月12日，小沈回家过年了。和小沈的再次晤面，就在他老家那个清风小院（这股江南气息与沈浩波那种叱咤诗坛的豪气好像不怎么协调），个子不高的小沈（他说一米七不到），身子骨壮实（他说有七十来公斤），还留着那光头，说起话来还那般语速惊人。

问：你是中国诗歌界'70后诗人中最受争议、广为争议的一位，你觉得这些争议的焦点是什么？是因为你的诗，还是你的一些行为？
沈：我觉得肯定两个方面都有。如果说没有我的那些言行，只有诗的话，那么它的争议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大，读者对我的那些诗，他们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好像异端邪说一样的感觉，这其实是我的言行给了他们一个心理暗示，他们又把这个暗示加入到阅读的过程中去了；同时，他们也不会对我的诗产生更多像现在这样的逆反心理，非要跟我较劲的那种心理。至于我的作品本身的影响，我想过几年人们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其实我的作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根本不构成什么异端，而只是落实了一些写作的常识问题而已，只是这个范围太小了——很遗憾，我只能说是走在中国诗歌美学前列的人数太少了——到了更大的范围之内，特别是在那些喜欢唯美，甚至于一些也宣称喜欢口语的诗人那里，他们并不喜欢诗里面涉及到更粗野的东西，他们会觉得接受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这种情况下，我的诗本身它肯定是使人争议的一个原因，再加上我不停地在说话，不断发表关于“先锋性”的评论——我已经在写这样的诗，我还想把我这样的诗当成是一个很先锋的东西希望别人来接受——如此一来毫无疑问，因为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先锋的位置上，而别人如果不能接受你的诗，然后他又不甘于被你认为是不先锋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争议就随之产生。

问：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你那个《下半身》的创刊，特别是创刊号上你写的发刊词：“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
沈：我那个发刊词是写得很斩钉截铁的，它是一个单元的东西，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东西，一个很坚决的东西。所以那样一个东西作为一个宣言出来，那么随着《下半身》影响的扩大，它就显得很重要。再说《下半身》现在的影响已经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肯定会招来很多人的争议。但之所以能够形成争议，一方面起码是有一部分人认为我说出了他们一直没想到，但其实在潜意识里有的东西，而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是戳到了很多人的痛处，动摇了很多人的美学根基，所以他才反应那么激烈。《下半身》出来以后反应真是太激烈了，大约快两年了吧，没有一天没有人骂，网上也好，任何一个诗歌杂志也好，没有人不在说这个事情，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

问：这个争议好像已不仅仅是诗歌本身的问题，它还成了文化范畴里的一个问题。
沈：确实它已不仅仅是诗歌领域的一件事情了，而是整个文化领域的一个争议。我觉得这样一件事情，如果能形成一个广泛的社会性的社会文化的争议，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说，一个是操作得很成功，另一个就是在这个时代确实有它非常的必要性。

问：98年你写《谁在拿“九十年代”开涮》这篇文章时，还是一个大三的学生，有没有想到它会引发一场论争？
沈：我走上诗坛，应该说首先不是因为我的诗，而是因为这篇文章。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在大学读书，我肯定想不到那么远，说它会引发一场诗歌论争，而且也想不到这篇文章会在后来整个诗歌的进程当中有什么位置，当时是不可能想到的。作为一个学生来说，我当时认识的诗人极少，像听到韩东啊于坚啊这些名字，或者像听到欧阳江河他们的名字，都觉得很遥远的，倒是这篇文章产生影响之后，我和这些名字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我写的时候肯定是想不到这些的。

问：是什么触发你写这篇文章的？
沈：当时写这篇文章完全就是为我们学校那个报纸写的，叫《五四文学报》嘛，是学生文学社办的一份报纸。当然它有个起因，就是1998年吧，这一年出版了很多种诗歌选本，我恰好在《中国图书商报》实习，他们“书评周刊”的编辑就想让我写一篇关于这些诗歌选本的文章，写个一千多字，结果我一写就写了个三、四千字的，我呢从其中摘了一千多字给了“书评周刊”，然后那三、四千字的全文，我就把它留给我们《五四文学报》用了。没想到一千多字的那篇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反而是我发在自己学校报纸上的那篇产生了影响。

问：写这篇文章应该是有感而发吧？
沈：是有感而发，当时我就是觉得诗歌界站在最高处的那些诗人，并不是我看到的最好的诗人，而我刚刚通过民间渠道，看到的一些诗人，他们的诗无论是意识上还是各方面，都比那些站在高处的还要好，但好像都受到了一种明显的排挤。应该说我还是比较敏锐的吧，我看到了这个情况。我在大学一直写诗，所以对整个诗歌史的当代部分也都一直在看，基本上也理清了一个关系。这十年间诗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89年的那个事情之后，从海子的死，到后来“知识分子”开始占领了所谓上风，八十年代那批很先锋的诗人当时好像一下子都陷入了沉默，我看到了这个，这是一个事实，只不过当时很多人没有去想，很多第三代的老诗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去想，他们以为自己还是在最中心，还是最重要的诗人。事实上在我们那儿，最起码在大学里我们读中文系的学生那儿，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像韩东、于坚他们，包括像杨黎啊，他们自己可能都没有看到这个变化，或者他们看到了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恰恰就在那一年，由于诗选出版的热，以及由于各方面的舆论，它的严重性开始暴露出来了。也就是说，诗坛的这个地震肯定要在那两年爆发出来的，那么正好这个时候，我在此之前发了这篇文章。
我发表了这篇文章之后呢，我就发现一个没有想到的效果，因为我们这个报纸是给很多写诗的人寄的，韩东、于坚、伊沙啊，也都寄的，这些人都在给我写信或者打电话，就是突然之间这些人都在同时跟我联系，当时我就意识到，诗坛的这一片沉默可能是要借我这篇文章，来挽回一个局势，或者说一个新的情况将要发生。这篇文章很快就被韩东拿到南京的《东方文化周刊》发表了，然后伊沙拿到西安的《文友》发表。紧接着1999年盘峰论争就开始了。在盘峰诗会上，有两个人不在现场，但名字却被反复提到，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是广州的谢有顺。谢有顺跟我一样，我们完全都是无意的，他当时为杨克编的那本年鉴写了一篇书评，在《南方周末》发表了。无意间他那篇文章就被“知识分子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那篇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影响确实也比较大。我这篇文章在“民间”流传起来后，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我听说西川骑着自行车到处找我这篇文章看。就是这样，我这篇文章也就是正好契合了当时的一个形势，然后一下子我就干到了所谓“民间立场”的中坚里来了，站到斗争最前沿来了。
其实就我当时的诗来说，我根本没有成型，还是个初学者。我当时获得的名声肯定不是因为我的诗歌，而是因为我的这篇文章，以及这篇文章所带来的一系列论争。“知识分子”和“民间”开始论争后，我也开始写文章，因为“民间”这边打电话让我写。毕竟也上了几年中文系，对诗歌的了解又比较多，写的文章可能还是有它的份量吧，这样一来名声就开始传开了，几乎就是那一年的事情，沈浩波这个名字开始为很多诗人知道。在此之前，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肯定是没有想到的。

问：由《谁在拿“九十年代”开涮》开始，你好像就持续性地陷入了一些论争之中，有种“战斗里成长”的感觉。这些论争在主客观上好像都有原因，像你的“下半身写作”的主张，与韩东的论战，与何小竹、杨黎的网上口角，以及之后“年选”与“年鉴”的争执等等。
沈：对，我觉得就是陷入了一种情境当中，是一个气氛使我在一个情境里，我就好像一下子非得充当起这个角色。

问：就是所谓骑虎难下了。
沈：我当时写《谁在拿“九十年代”开涮》的时候，里面就骂了很多人，而且全都是指名道姓的，包括什么洪子诚啊这些老先生，我都是毫不留情的，因为我觉得你跟我的观点不对，而且我觉得你做的是错的，那么我就有话要说。自从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呢，赢得了很多人的赞许也好、鼓励也好，好像一下子就把我定位在这样一个角色上，好像是到了该说话的时候，如果沈浩波不说话别人就会觉得奇怪，那么这也给了我一个心理暗示，就好像每次有什么事的时候，我说话的声音就会比较大，说话声音比较大呢，那肯定就会引起它的反响，因为我既然已经作为一个说话者的形象，已经有了一定的声誉，那么我再说话别人就会关注。

问：后来有影响的一次说话，就是衡山诗会的那个发言：我要先锋到死。
沈：这本来也就一个很简单的发言，后来很多人把我那个发言标题写成是《我要先锋到死》，其实这只是我发言时的一句话，随口的一句话，就被人把这句话给拎出来了。我这么讲也是形势造成的，我当时发言的背景呢，就是既然跟“知识分子”已经这样了，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那么我是不是来一个即兴发言。当时只有五分钟时间，我就想，干脆对“民间”，对我自己的这些朋友，对我喜欢的这些诗人也评点一下他们的好与不好，就是这样一个很即兴的发言，结果一下子讲了四十多分钟，成了整个衡山诗会上可能是最有争议和影响的一个发言。当时已经有了网络，这个发言的贴子在网上一传播，就什么是非都出来了，毕竟指责了这么多人，那么被指责的人，不管他们表面怎么样，心里总归是不舒服的，他心里不舒服他就会通过某种渠道表现出来，而且我说的话，它既然已经形成了影响，广泛的影响，好像我说这样就是这样了，那很多人是不愿意看到的。比如韩东，他作为一个文坛领袖来说，好像一下子就被我给盖棺定论了，不管怎么样他肯定是不愿意接受的，感觉好像你刚刚有点显山露水居然就这样了。而此前我跟韩东的关系一直是不错的，可能就是因为衡山的这个发言，他开始对我有了陈见。一方面可能他有公心在里边，所谓公心就是说，他可能认为这个人的诗写得并不怎么样（当时这也是事实），他怎么可以充当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角色呢？再一个方面，他肯定也有私心在里面，就是那种意气的成份，他觉得你把我说成那样，难道我就是那样的吗？这种公心和私心夹在一起的话，他就不乐意，他就在一篇文章里有所体现了。他那篇文章写得比较符合他那种刻薄的文风，如果他想对一个人刻薄的话，可能就是很刻薄的。而我当时作为一个刚刚起步很年轻的写作者，我已经被一种情境和形势推到了一个风头浪尖上，你让我下我也下不来了，你要让我像普通写作者一样，对待老前辈他说我几句我就要听他说，这已经不可能了，当时我已经心高气傲了嘛，也已经膨胀了。再一个我觉得，我说你韩东，前题是把你当作我喜欢的诗人，而且我们俩私交不错，一直以来关系也都很好，那么你突然之间好像在后面打一黑枪一样，我这是很明白的一个发言，却猛地受了这么一下子，所以我也就反应很激烈。一激烈，说话就不中听，肯定也是招招见血的那种，而且就在网络上，网络的传播它是一个口水性质的传播，再加上周围很多人在扇风点火，这个火就点着了，之后韩东的回击它已不是一个人的回击了，它是南京和成都整个集体的一个回击。当时我跟成都那边的关系、在网上的关系一直很好，《下半身》创刊之后，是杨黎、何小竹率先旗帜鲜明地来支持，认为是一群天才横空出世，我当时也没有想到，他们居然会那么坚决地参加进来。后来想通了，他们第三代的嘛，《非非》的杨黎、何小竹这一支和《他们》的韩东这一支，他们的关系一直是很亲密的。可能在他们看来，认为我是要搞韩东，其实我跟韩东最初完全是个意气之争，完全就像是两个人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一句那种意气之争，根本不存在什么谁想搞谁，但那些南京和成都的写作者，他就好像看到一个苗头，好像我已经站在一个位置上，到了我想搞谁就能搞倒谁这种地步，所以就受不了了，好像要压制这种苗头。然后他们两边在网上狂轰滥炸，我这边肯定也有我的一些朋友，也开始迎风而上，以至形成一个很大的乱战，大约涉及到五、六十个知名的写作者，写小说写诗的都有，在网上持续了六、七天，而且后来还一直持续着。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至于我跟杨黎、何小竹的网上论争，主要是诗学观点的一些争执，这个争执没有上升到吵架，当时我跟杨黎在聊天室的时候，他还很高兴地说，能够在网上面对面地来处理这种诗学上的分歧，真是很好什么的。我跟他们的争执，是关于“身体”和“语言”的一场争论，他们强调的是语言，我们是强调身体。但这个争论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刚一开始就被“沈、韩之争”给打断了，然后一下子就陷到了一个集体性的意气之争中去了，也就是说关于身体和语言的这个分歧，并没有真正地延续下去，直到最近在私下里，我跟杨黎作了一个对话，才基本上把这个问题谈清楚了，现在我跟杨黎他们关系都很好。所以跟他们的争论跟对“知识分子”的那个争论性质是不一样的。
“年鉴”和“年选”之争，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太大关系。我虽然是年鉴的编委，但我觉得我跟年鉴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而我跟年选也没有关系，我只是年选的一个作者。他们年选的人看不起年鉴的人也好，还是年鉴的人看不起年选的人也好，这跟我个人没有什么关系。年选编得比较纯粹，他们的思路就是凡是我们认为不是好诗的就不能选，他们看不起年鉴，就在于他们觉得年鉴太俗，什么都选，好像有点借一本书来八面讨好，来树立自己的诗歌地位那样一个感觉，他们从这儿就觉得年鉴编得比较平庸，不像诗人做的事情。年鉴呢，可能是比较世俗，可它是在广州那个地方编的，广州整个的生活习性就是比较世俗的，他们做事情也就考虑很多，就是任何方面都不愿意得罪，他们甚至连“知识分子”的诗也要选进来，这个跟我们的思路是有很大出入的。但我既然是年鉴的编委，那我就要服从编委会的意见，这是个工作关系，我私下里愿意做什么，那是我自己的事情。你说你韩东已经突然退出了，如果我们中再有人退出，那不是个很伤感情的事情吗？而且不管怎么样，杨克的年鉴在“民间”和“知识分子”论争的开始，是起到很大作用的，他们有他们的办事方式，我可以不喜欢这个方式，但是我要维护这个工作关系。毫无疑问，年鉴的编选是不符合我自己的意愿的，但是年选也不符合我的意愿，如果想符合我的意愿就是自己来编。所以他们之间的这种争执也好，或者互相看不起也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问：在“民间立场”跟“知识分子”的论争中，你和韩东、何小竹、杨黎可以说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现在家里人打起来了，有没有“家不和被邻欺”？ 
沈：被邻欺不可能，但它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知识分子”在看笑话。他们好像很高兴地看着，呵呵，你看你们自己在干起来了。但是，在我们“民间”内部有个共识，就是不管我们吵得怎么样，你们不要看笑话。我们怎么吵架，我们诗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胜过你们。从盘峰论争到现在，整个“民间”这边的诗人，从诗艺也好，从诗的数量也好，完全是突飞猛进，甚至很多更年轻的诗人，比如说“下半身”的这些，在盘峰论争的时候都还没有出来，但这两年已经成了诗坛的中坚力量。包括像韩东，他的诗歌写作期重新得到了延续；于坚更是达到了自己的个人高峰；伊沙也是，越写越好；杨黎、何小竹，也是写得很好，他们那个《非非》赢得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在整个“民间”的诗已经写到这样一个境地的情况之下，所谓的“欺”就不存在，“知识分子”你想欺你也没法欺。

问：那“知识分子”现在是个什么状况？
沈：“知识分子”他们一年也写不出几首诗来，而且写出来的都是很臭的诗，像王家新、西川，我可以说他们现在根本就拿不出一首好诗来，也就是他们的艺术生命几乎已经终结。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民间”内部再怎么吵，那也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愿意吵，吵了热闹。我觉得这种吵也是一种性情上的东西，我们“民间”这边的诗人，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有了意见就吵，哪怕绝交，哪怕摔盘子，摔桌子，摔杯子，拂袖而去，那是我们的性情所致，本来都是粗人，谁也没有想在书斋里当个文人，你写一篇曲里拐弯的文章，我再写一篇曲里拐弯的文章，你含沙射影，我指桑骂槐，在“民间”这儿不存在，要骂就骂，我看不起你就看不起你，我烦你就烦你，甚至于我心里看得起你但嘴上就说看不起你，都行。但在“知识分子”那儿，他们内部的争斗其实更激烈，他们是为争得自己的地位。在盘峰论争之前，他们几乎已经到了排座座分果果的时候了，已经到了那个时候了，之间的争斗还很激烈，你比如臧棣跟西川怎么怎么样，王家新跟欧阳江河怎么怎么样，他们之间的那种勾心斗角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那个地步，现在他们可以不用争了，争了也没用了，因为形势已经不是那样了，还是写写自己的臭诗吧。
其实对于诗人来说，本来并不存在“民间”和“知识分子”的什么阵营，最重要的还是每个诗人个人，在当时的形势之下分成了这两大阵营，现在看来也已经不重要了。现在你说是一个诗人想搞另一个诗人，这是个屁话，不可能的，就看你自己写得怎么样，到了最后还不是比你的作品吗？在“民间”的这边，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是想得很清楚的，所以吵架不吵架，无所谓。像他们“知识分子”，在一边看笑话，在私下里说一些风凉话，很可怜的，看看“民间”这边写的诗，你翻开看看就行了，你看我们吵架，我们是造点热闹给你看，也别让你闲得一点事没有，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在他们“知识分子”面前是很有优越感的。

问：你的《不仅仅说给韩东听》一文，也说给了鲁羊、朱朱等人听，他们听进去了吗？
沈：肯定听不进去，他们都是很成熟的写作者，都已经定型了。他们的才气使他们写到那个地步，能达到什么程度，都已经定下来了。他们的写作年龄已经很长了，脑子里都有了自己完备的一套，现在一个新人对他们指指点点或者评说什么，他们是不可能听进去的。如果能听进去，真的能够听进去的话（像我在衡山上对韩东的那种评价，那完全是善意的），也不会造成之后那种大的争论，局面搞得这么僵。我已经不指望别人能听得进去了。

问：你是76年10月出生的，到现在满打满算也不到二十五岁半，你有没有觉得，你参与论争的那些担子对你来说过于重了点，还是天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你性格当中是否有好胜、好争的一面，是要横扫一切？就像你的一句诗，可以说是名人名言：“在通往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
沈：毫无疑问跟我的个性有关系。我性格当中肯定有那种好战、好胜的东西，如果性格当中没有这个，它不可能体现得那么尖锐。说到会不会担子觉得太重了，或者什么“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样的一种感觉，那肯定没有。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情在我看来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写文章要怎么样，写篇文章能给我带来什么。我的发言或者写的文章，完全是由于我的性格才这样的，“喀”一下就弄出来了，根本不会想那么多，所以对我来说不存在一个担子的问题。我也没有想到我要对中国诗歌负什么责任，我觉得这是很虚的，我只对我自己负有责任，那就是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想写的诗。

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受过什么影响？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
沈：上大学，大二吧，96、97年左右，之前没怎么写。当时写诗说起来很可笑，中文系有一个五四文学社，我大一的时候想进去他们没收我。我在学校里一开始跟文字打交道，倒不是文学，是在学校记者团里担任团长和校刊的主编。当时文学社是归中文系团委来管，是个很官方的团体，就相当于学生会的一个部门，后来他们希望能调一个能干的人来当社长，来把这个社团做起来。到了大二的时候，我在学校也算担任了比较重要的职务吧，也是搞文字的，他们就想到了我，他们那帮人不懂文学和文字的区别，当时我也不懂，但我还是当了社长。可能跟我性格有关系吧，做一件事我就要把它做好，那我就开始编报纸，编《五四文学报》。我不可能每期都发别人的东西啊，自己也得写点什么呀，写小说呢太长了，写起来很累，散文我又觉得没有意思，那就写诗，我就这么开始写诗了。当然开始写之前，总得先看看别人怎么写的吧，我就到处搜罗了很多人的诗来看，一开始受的影响主要是“知识分子”的一些东西，因为当时只能看到他们的诗，像海子啊，杨炼啊，欧阳江河啊，西川啊，受他们的影响大一些，也模仿着写了那样的诗。然后越写，好像我就发现，我终于找到了自己这一辈子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可能是越写越有兴趣了，我关注起诗坛所有的一切事情，对诗歌的涉猎也越来越广泛。慢慢地我读到了北师大毕业的一些师兄们的诗，像侯马啊，伊沙啊，徐江啊，我一看他们那些诗，感到和以往看的诗不一样嘛，再看到像韩东啊，于坚啊这些人的诗，我对诗歌的想法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在诗歌的理论和意识上我是比较敏锐的，我觉得我能够捕捉到它最关键的地方，捕捉出其中的道理，所以我很快就发现口语是一个很先进很鲜活的东西，很自然我就进入了口语诗的创作。从98年开始我用口语来写作，一直到“下半身”的成立，我对口语诗本身有了自己的理解，有了自己真正的诗歌体系，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问：现在喜欢看哪些人的作品？受哪些诗人的影响比较大？
沈：在已经成名的诗人里呢，于坚的诗我很喜欢，他的那种诗好像能挤出汁水来，那种很甜美的汁液感觉很好。他有一种能力，他能从日常的那种很细微的东西里头把玩出诗，能把生活中一个很小的场景或者一个很小的片段构成一首很完满的诗，这是把握世界的一种能力。我不太喜欢他的“事件系列”，我喜欢他最近写的《便条集》那些很短的诗，以及他过去的一些短诗，我觉得他是有大才华和大见识的一个人。伊沙的诗我也很喜欢，他的诗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在奔走，走得很坚决，风格很硬朗很粗砺，但是粗中有细。于坚和伊沙，都是有着自己完备的诗歌体系的诗人。杨黎的一些诗我也比较喜欢，他也是我们时代的金子，他是可以写得很“轻”的那种诗人，这种“轻”是独一无二的。此外像李亚伟、韩东、侯马、宋小贤、贾薇等都是我喜欢或者曾经喜欢的诗人，他们对我的创作都有影响。
年轻的诗人里，当然是“下半身”同仁的一些诗歌作品给我的触动比较大。都是同时代的人，而且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所以我们之间的互相影响自然比较大。这是很显然的。

问：读过你不少诗，很爽，感觉生活中什么东西、什么事情，经你的笔写下来，都会成为一首好诗。这种功夫是如何练就的？
沈：我觉得这种东西它不是练，而是你的意识能否达到，这不是一个才华的问题，这是一个意识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当你的意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那么你会随时发现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场景它里头都藏有诗，你会觉得这个世界跟你的世界是契合的，你会把它变成诗。所以我觉得这是个意识的问题，就是你意识到了之后，这个事情就是个很简单的事情。

问：口语诗歌写作在传统诗歌作者中是被小看的，好像很容易操作，事实却不是那么回事，特别是到了后口语写作的时候，在整体上更显得难以把握。相对于口语诗歌，后口语诗歌有哪些技术特征？
沈：我觉得关键是它更坚决了，也更自觉了。如果非要把它分成是前口语和后口语时期的话，那么前口语时期显得比较散，是很生活化的，比如说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场景，他会用那种很简单的语言把它描述下来，其中有些闪光的句子，那么这首诗就成立了。这种诗人他更接近像宋朝的柳永，那种街边水井旁边的事他都可以写诗，很日常化的。他靠的是才气，写的东西可能很表面，不抵达一种本质。现在来看当时的一些很经典的好诗，欠缺的就是没有通过日常的场景找到世界的本质。如果说存在一个后口语的话，那它是对日常生活有了一个提升，也就是说它对口语的认识不仅仅是限于一个表面了。后口语跟前口语的区别，就是到了现在，好像更多的写作者他更希望能够从这些场景里找到一个契合他的东西，他头脑中世界本质的东西，他会扎进去，扎得很深。

问：你曾说过，对于现代艺术来说，取消诗意将成为一个前题。这句话是否有点绝对呢？后口语诗歌一定带来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诗意吧？
沈：你说得对，它肯定会带来另外一种诗意。我所谓取消诗意，这里的诗意，是指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诗意，比如说古代唐诗宋词所构成的“春江花月夜”那种诗意，像郭沫若《天上的街市》、徐志摩《沙扬拉娜》的那种诗意，说出来就是一种美的意境。你看一篇散文，说它写得真有诗意，你为什么会觉得它有诗意？是因为你自己感受到的吗？不是的，它是传统教育强加给你的诗意。那么从现代意义说来，你必须取消这些东西，你不取消它你就难以前进，你不取消它你就不能进入一个真正的时代或者接近世界的本质。对于每一个诗人来说，都应当有他独立的世界，如果他没有自己的世界，那他肯定不是一个好诗人。我觉得这不是叛逆，这跟叛逆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一个常识，如果你不取消别人给你的诗意，不取消别人告诉你的世界，那你就永远没有自己的世界，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你没有自己的世界你就不成立。

问：你是'70后诗人的代表人物，但对你诗歌的比较实在的评论却见得不多，“对现代诗艺的飞速领悟”，这是说好，“拙劣的文化施暴”、“意外的江湖闹剧”是说不好，但都说得比较浮泛。你自己一定知道诗人或评论家对你作品的具体评价。
沈：具体的评价肯定很多，身边的朋友，没有见过面的朋友，都给我作过一些比较具体的评价，但你要让我记起来他们怎么说的，我可能记不起来。我觉得像我现在这个情况，想得到别人的一个最终评价是不可能的。我还是等着吧，最终人们的评价肯定会令我满意的，我不担心。

问：你曾谈到对自己诗歌写作的希望，就是要达到对文本的内在要求，在你已有的诗作中，哪些已经达到了这种要求？
沈：举例会很麻烦，还是从一个整体来看吧。整体说来，我肯定达到了自己现阶段的一个要求。所谓对文本的内在要求，也是一个很浮泛的话，它在我脑子里可能才有了一个概念，你要我把这个概念呈现出来可能需要很多话来说，一时会说不清楚，以后慢慢看吧。

问：有人说伊沙影响了你们“下半身”，你自己也说伊沙、包括于坚是你“写作的敌人”，从诗学趣味来说，你们之间确实有许多共通的东西。就像你敢跟韩东去比，你和他们去比呢？
沈：说伊沙影响了“下半身”，这不确切，应当说伊沙对沈浩波有影响。刚才我已经说了，我在学校刚开始写诗的时候，就是受了伊沙，包括侯马啊，于坚啊，韩东啊他们比较大的影响，也就是说我最初对诗歌的理解，直接就是从他们这些人身上得到的。现在之所以有人说他对“下半身”有影响，可能一方面，他对“下半身”一开始就是很支持的，就是最初《下半身》创刊的时候；再一个就是因为我作为“下半身”的主要发起人，他对我个人有这样的影响。
我之所以说伊沙和于坚是我最大的敌人，那是我觉得，所谓敌人，就是说他身上有你敬佩的地方，有你觉得是你前进方向的地方，有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被他搞出来了，我怎么没写出来的这样一个心理，我所谓的敌人不是说你死我活，也不是说我就肯定要比你写得好，而是说有一个参照在那儿，别人已经在某个方向、到了某个地方，而我可能还没有在那个方向、没有到那个地方，这就构成了我所谓的敌人这个概念。
那么为什么我单独把他们俩人列出来，是因为他们更符合我自己，他们的作品更符合我自己对诗歌的理解。比如杨黎，他的诗也有自己很完备的一个系统，写得也很好，那我为什么不把他当作敌人？因为我知道他写的东西对我来说，我只能从艺术上觉得很好，但是我不喜欢他的方式，就是说我不会采用他那种方式，以及他看待世界的那种眼光来对待我的世界。既然如此，那么我知道我的敌人只有伊沙和于坚。
至于说跟谁比，我说跟韩东比也是一句意气用事的话，其实有什么比不比的，到最后大家才会看到，现在谁也说不清楚。韩东有他韩东的乾坤，有他自己的世界，他会在一个很“小”（不是小气）的方面把握得很好，在很精致的感觉上把握得很好，很有天才，并且有一种很舒服的玄秘感。那么你让我来写他那么小、那么精致的东西，可能我写不来，但他韩东也粗不起来，他也不可能像我这么粗砺，这么富有质感。我所谓的比试也就这么一说而已。

问：“民间立场”跟“知识分子写作”的论争，现在已经有了事实的结果，“民间立场”是更能接近诗歌本体的。它的发展会像你说的“到肉体为止”吗 ？
沈：我觉得所谓“民间立场”的发展，它本身应该是不确切的，因为“民间立场”里头包含了很多种诗学流派和诗学体系。比如“非非”他们那种语言、那个流派，比如徐江他们那种强调抒情、强调悲悯情怀，比如“下半身”这一支，更强调身体化，强调肉体的存在，它方向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可能在整个方向不一样的时候，要求别人都向你这个方向来走，这是不可能的。“民间”诗歌的发展，就是各人各自发展吧。对于我们来说，“诗到肉体为止”已经是一个常识，我们的诗里是有肉体的，是有一个坚实的肉体的东西在里面支撑着的。

问：有没有加入作家协会一类的组织？
沈：作家协会，打死我也不会参加的。一个作家去参加一个官方的协会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作为一个作家，你本来是独立的，你加入了作家协会，然后它每年交给你几个任务，你必须写几个长篇，几个中篇，或者你必须发表多少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你还要去开它那个会，还要交纳会费什么的，这种把作家纳入官方体系的做法，本身就是反艺术的一个行为。
当然我不反对别人参加作协，你可能为了发表的需要，或是其他什么原因，如果你参加了又不影响你个人的独立人格，这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你以此为荣，以此当成自己一步步发展的渠道和阶梯，那我觉得这样的人肯定不是一个搞文学的人。

问：有没有担任一些社会职务？包括民间的。
沈：我没有什么社会职务，就自己呆着。

问：大学毕业就在北京工作了？
沈：在新闻出版署的《阅读导刊》。

问：现在一家网站工作？
沈：在一个网站工作了几个月，后来就不干了，辞职。

问：在《下半身》之前还办过一个《朋友们》？
沈：对。当时自己还没有一个完备的诗学体系，只是写诗，也已经开始“编口语”了，然后正好接触到一帮年龄差不多大的人，就搞了个《朋友们》。搞这个民刊纯粹是为了自己写了东西有个发表的地方，所以那里头的趣味是很不一样的，有些人是很学院化很知识分子的，有些人是很口语的，也有人是中间的那种。那个刊物可以说是青春期的一个小小的集合，也是一种凑合，所以《朋友们》的寿终正寝是很自然的事，而《下半身》跟它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上的事情。

问：《下半身》办的时间不长，2000年一出来就一鸣惊人。你是如何操办起《下半身》的？
沈：《下半身》一鸣惊人也不是我们所预想到的。当时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个新东西，就是在一些很年轻的写作者那里，出现了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品质，这种品质在我们每个人的诗里都还没有很具体地、很坚决地呈现，只是有这个东西。正好我当时不想办《朋友们》了，想找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做一个自己喜欢的刊物，但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这个共同的品质怎么来概括。最初是我跟朵渔还有李红旗，我们三个人在一个小旅馆里讨论，刊物叫什么名字？想来想去，大概换了有几十种上百种名字，最后确定了“下半身”，也是突然之间，朵渔脱口而出：下半身。就随口说了一遍，我还接了句，哎，什么呀，也就过去了，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个词有什么很特殊的含义，过去之后李红旗突然醒过来了，他说下半身这挺好啊，后来我想是挺好啊，然后就定下这个词。有些东西好像是注定的一样，这个词一旦在我们三个人面前呈现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这个词概括的正是我们这些写作者的一个共同品质，就是身体化。“下”就是形而下，就是坚决的那种形而下，因为在中国诗歌里，一直说向上走的，往高尚啊、崇高啊、唯美啊，或者像玄思啊，都是向上走的，好像“下”就从来不在诗歌的范围之内，不管是跟大地的接近也好，还是自己的身体也好，都不在范围之内。“身”就是身体，就是肉体，就是我们自己这堆肉。“下半身”概括了这两个方面的意思，而这个“下”和“身”之间呢，它又是统一的。当时这么一想，一下子，我们几个参与者、所有同仁的写作，一夜之间都发生了改变，大家都发现了这个东西，自己诗中隐隐约约的那种品质都开始凸现出来了。这个品质就这么随口叫出来，被我们发现了。
5月份我们想出了这个名字，准备7月份办出这本民刊，《下半身》就这样正式地筹办了。正好5到7月份是我们每个人写作的高峰期，大家都写出了一批跟我们当时主张很接近的诗，我们硬是刻意选了些很狠的诗来，选了一些可能会引起别人争议的诗来，在网上先搞了出来，我们心里肯定有一个炒作的潜意识。那些诗在网上出来之后，那网上简直是铺天盖地在吵啊，当时还没有形成杂志，然后我们再把网上的那些辱骂、攻击一并放到了杂志里，《下半身》创刊号就是这么出笼的，从操作上来说，应当说很成功。

问：朱文、韩东他们搞的“断裂”，如果是一次行为，一次革命行为，你们的“下半身”，是否就是一次更为彻底的革命行为？
沈：我认为他们所谓的“断裂”算不上是一次革命行为，因为所谓的断裂，在当时所有真正的写作者那儿，已经是个常识了，骂作协也好，骂那些文化上的偶像也好，在我们这些独立写作者这儿都已经是常识，所以它不构成什么革命。而“下半身”在现阶段来说，文化上的姿态要激进得多，应当算是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行为。

问：《新周刊》好像搞了个“下半身批判”？
沈：对。他们这个“下半身批判”，是把整个社会文化领域内的所谓“下半身”都扯上了。

问：肯定要牵扯到你了？
沈：牵扯到了，而且他们那个“下半身批判”的说法，就来源于我们这个“下半身”。当时他们还约了我一篇稿子，我就写了一个诗歌中的“下半身”，之后也没有用，但它里面有几篇文章也都提到我们的“下半身”，甚至他们还编了一个“下半身简史”，把我们这个也当作“下半身简史”里的一件事情给纳入进去了。

问：你对这事有什么看法？
沈：这个事情呢，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它说明“下半身”的影响已经扩大到了社会文化的领域，这应当是件好事；另一方面，作为艺术的一个东西一旦被纳入了社会文化被媒体进行炒作的话，那么它的意义就完全被消解了。媒体的干预，这种力量在现代社会是很普遍的，它是一个很强大的行为，在这样一个强大的行为里，独立的艺术人格和独立的艺术性是完全可以被它消解掉的。当然它不可能在艺术领域里把你消解掉，但是这个领域一旦被纳入社会的媒体机制，它就可以把你消解掉了，所以这是很可悲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不考虑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你社会大众性的传媒行为怎么说我，或者你怎么理解，你怎么消解，我都不理会你，我只是在我的艺术领域之内进行我的写作，进行我自己的诗歌实践，那么它对我就不可能构成消解。

问：'70后诗人中，有哪些你认为是出色的？
沈：出色的很多，像朵渔啊，尹丽川啊，李红旗啊，南人啊，盛兴啊，轩辕轼轲啊，巫昂啊，马非啊，都是很出色的，我们这些同仁可能每一个在诗歌上都很有自己的特点。其他像安徽的宋烈毅，很出色的，深圳的谢湘南，也是不错的，浙江的杨邪，有自己的特点，“非非”的竖，也形成了自己个人的品质。年轻的诗人里面出色的很多，不点名字吧我觉得矫情，真要点名字吧又觉得没法点，因为很多人的诗，读起来我都觉得很好。

问：在众多民刊中，你觉得有哪些办得比较好？
沈：民刊中《诗参考》是很好的，《葵》是很好的，《诗江湖》是很好的，陕西的《唐》也不错，这些杂志都比较坚决，我个人就喜欢这些坚决一些的杂志。广州的《诗歌与人》呢，它是办得很有规模的那种，但就是没有选择，太大杂烩了。比如它搞一个“70后”的大展，把所有“70后”好好坏坏的全选上去了，我不太喜欢它那种方式，但是在很多人那儿，《诗歌与人》还是有影响的，因为它照顾到了方方面面的利益。我个人很讨厌这样八面玲珑毫无个性的东西，这跟诗歌的精神是相悖的。

问：南人是“诗江湖”讨论版的版主，你在“诗江湖”中居于什么样的位置？
沈：我就一幌子吧，就是一个招牌。

问：怎么还没出一本个人的集子？
沈：我的诗现在出版社能通过吗？不可能的。叫我把我的那些诗删掉，出这书又有什么意思？下半年准备在香港出一本，先让它在墙外开花。

问：你北京呆了多年，那些经历给人的感觉就是如鱼得水。成就大事业是不是得到大的中心城市去？
沈：对于写诗这个行业来说，应当不存在这个概念，如果你真是一个适合写诗的人，或者真的对诗歌有个深切领悟的话，那么没有必要非得到北京去。北京这个城市是个文化的集散地，作为集散地它必然会带来很多功利的东西，反而让人很浮躁。文人间的饭局多，文人间的琐事也多，整天陷于各种文山饭海吧，那么文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很复杂，如果一旦陷进去的话，反而会丧失自己那种独立的艺术人格，很容易丧失，所以很多人到北京就废掉了，我觉得北京是文化创害最大的一个城市。我很讨厌北京很多的所谓文人以及他们的写作，但是任何一个城市里面都有我喜欢的一个东西，北京也不例外。北京也有很多的文人，小说家也好，诗人也好，是我很喜欢很敬佩的，但我没有因为这一点，就把在北京当作是个很了不得的事情。对于写诗的人来说，在北京可能也就是接触到评论家、接触到国外汉学家的机会更多一些，活动更多一些。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不是很关键的，它只是功利上的一个东西。我应当算是刻意地跟北京文化圈保持距离的一个人，我不太喜欢北京整个的文化气氛，很讨厌。

问：读了你的《雨中抒情》，看得出你对家乡十分怀念，现在回来感觉还是那么亲切吧？
沈：任何人，你如果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很多年，那种怀念都是肯定的。至于亲切，比如说我在北京呆的时间长了，就有种很腻的感觉，那个时候就很想回来呆几天，很舒服很安静地呆几天，但如果回到家里超过了十天的话，可能又会想回到那种很热闹的环境当中去。它是个口味的问题，是你调换自己口味的问题。所以每年如果有一段时间能在家里呆着会感觉很好，但如果一直在这种乡村呆着的话，我觉得它对人的艺术感觉会产生很大的伤害，因为乡村它不比城市，它不具备那种现代的感觉，而艺术必须具备这种感觉。

问：家里人的情况能谈谈吗？
沈：家里就是那种很普通的家庭，我父母都是老师，然后有一个弟弟，有一个奶奶，九十五岁了。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谈的。

问：写诗之外，考虑过干其他事情吗？像朱文现在当了电影导演。
沈：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要写小说啊，但是一直没写，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写小说。要我像朱文那样去拍电影的话，我估计不会，我对图像的那种敏感性好像差一些。艺术领域内，写诗肯定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至于其他的事情，为养家糊口，为了活得更好，我肯定会干挣钱的事情吧。

问：如果写诗算是你的主业，生活中还有其他什么兴趣？
沈：很难说有那种很重要的兴趣，没有。平常消遣之类的兴趣很多，干什么都可以。但除了写诗之外，我这个人还真的没有特别重要的兴趣。

问：这次回家有没有写点东西？
沈：家里没有那种写作的氛围，没有电脑，离开了键盘好像就找不到感觉。家里很适合休息，什么负担也没有。回家时间也很短，两天后还要去昆明我女朋友那儿，正好也在昆明见见老于坚、贾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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